这两年，国家加大了对于抗生素的管理，对医疗器械公司的药品的进出也加大管理。从宣传限制抗生素滥用到“限抗”政策出台，接着是不久前再次出台的量化限抗令，说不准将来还会进一步出台范围更广和更加严厉的处罚措施。从三令五申到强制标准步步收紧，“限抗”虽不至于发展到重演“虎门销烟”，但在短期内回头应无可能。

    过度使用抗生素隐藏的危机不是危言耸听，限制抗生素使用也绝不仅仅是因为某些抗生素的销售回扣，通过医疗设备检查抗生素滥用现象继续下去，给个体健康、群体免疫抵抗力、抗感染类医药创新、社会经济乃至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险和挑战已经是不争的结论。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，国家出台相关限制规定，应是“以过矫枉”的无奈之举。

    经历过饥饿之苦的人对粮食的依赖偏执有加。抗生素自诞生以来，长期扮演了稀缺和“有求必应”的“神职”角色。从消费者到医生，发烧必点滴，点滴必是抗生素，而且是几种抗生素联合使用；口服、注射、外用全面出击，对抗生素的认识从信赖到习惯乃至成为依赖。至于是否用大炮打了蚊子没有人在乎，在打蚊子的同时误伤了什么也没有人关心；说明书上规定用0.5克阿奇霉素的量，实际超限用到1.0克乃至1.5克绝对算不上新闻，反正病痛是消灭了。

    大炮打蚊子表面看来是一种愚蠢的行为，问题是，作为感染类疾病，不用抗生素这个大炮，蚊子如何消灭？普通的咽喉口腔炎症，在没有星点化脓症状时，一般诊断处方是不会主张使用抗生素的。但事实上，有过类似疾病的人都知道，“非抗”治疗搞来搞去，最后还是使用某种抗生素了事。但是否没有抗生素就真的没有解决之道？人们太过于依赖经验，而对身边的某些解决之道可能熟识无睹；医生更多时候忙碌于对患者的处置，对处置效果的观察和总结往往被忽视，科学有效的“非抗”方案常常被错过。这一点，笔者有亲身经历和感受：笔者作为一名慢性咽炎患者且还是药师，当然知道一炎就“抗”的后果，但每当咽炎急性发作时就用阿奇霉素，确实好使。这种对阿奇霉素的依赖不是天生的，是通过多种“非抗”方案检验无效而阿奇霉素“给力”所产生的依赖感，直至遇到了植物药冬凌草，才让笔者“限抗”成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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