追击广东省妇幼医院1岁半患儿小涵的父亲和医生彼此不信任。父亲很紧张,详细记录诊疗过程,医生通话也录音；医生也很紧张,没有睡过好觉,很多治疗要家长签字。病情危重的小涵还躺在ICU里。父亲和医生都说,自己是一片爱心想救孩子。

       面对新情况,医生们最好的应对是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,尽可能满足患者的知情权,而患者也要理性和宽容

　　医生说病情严重,他认为,病情没那么严重；医生说需要做一些必要检查,他认为,这些检查没必要,予以拒绝；他处处录音复印病历,也是同样的目的——时刻得监督医生的诊断与治疗方案,免得医生“犯错”——尽管这是一家省级医院,接诊的人也是比较权威的医生。

　　在医疗领域,这样的病人(家属)越来越多。即使是在一些最好的医疗机构、最好的医生身上,都曾经有过这样类似的遭遇——病人说,你有可能是错误的。

　　如果将时针拨到20年前,当时的医生们一定不会想到,会出现今天的这一幕。在那个时期,医生的权威不容置疑,病人对医生的意见除了服从还是服从。就算死了人,病人家属也会视为正常,不会选择像今天这样干,去千方百计地挑医生的过错。

　　出现这种新变化,首先与医药费支付方式改变有关。虽然现在很多人都有报销程度不一的医保,但患者看病还得从自己腰包掏相当一部分的钱。医生诊疗方案如何,将决定患者掏多少钱。在这种情况下,患者当然会越来越“关心”治疗方案,甚至以挑剔的眼光审视医生的医疗措施。

　　其次,这也与医疗信息不再被垄断有关。过去的咨讯并没有现在发达,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,患者基本失去了监督医生医疗过程的途径与机会。但现在,社会已经迈入信息时代与传播时代,发达的互联网带来了医疗信息的普及,发达的媒体保障了人们更多的知情权。市场化下,让患者有了获得更多医疗资源的机会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扭转了患者的这种劣势。网络上各种医药知识随手可得,让病人有了挑战医生权威的资讯。一些病人掌握了更多权威专家的资源,他们可以寻找更可靠更可信的专业判断与治疗方案。就像现在一样,这位家属复印病历,借助于其他专业医生及专家的意见,寻找最佳的方案。

　　关键是,医生们怎么看待这种新变化?尽管医生们更喜欢病人少一些问题,但这显然已越来越不现实。现在,不少病人家属要求知道每一步诊疗方案,参加每一次会诊,想要明白每种药物及检查方案的必要性。这使得一些医生像这家医院的医生一样,感到很不习惯与头疼,认为“压力非常大”,为此连觉都睡不好。但客观上讲,这应该是患者的一种合法权利,只不过,长期以来,多数患者选择放弃了这种权利,医方也已经习惯于患者的这种放弃,这才使得不少医生认为患者家属是在刻意“找麻烦”。

　　当然,要监督医生,得把握方法与尺寸,也必须有宽容的美德。

        首先必须以生命第一为基本原则。在病情危重的时候,除非你有百分百的把握,否则请不要轻易反对医生的意见,甚至拒绝那些重要的治疗,因为这样可能会影响到病人的生命安危。

        其次,宽容的美德必须被强调。人无完人,没有永远不会出错的医生,对医生犯下的一些非原则性的过错,不妨尽量体谅与宽容。联想一下自己,难道你就没有在工作过程中犯下一丝错误?疾病产生的风险可大可小,很多时候,转归难测。患者家属可做最乐观的展望,也要有心理准备去承受最糟糕结果。如此才不容易出现心理失控,干扰医生正常的诊疗行为。要相信,不管你挑不挑刺,大多数医生都会尽最大能力来救治患者——没有医生愿意看到自己的病人被病魔打败,这会让他们失去职业成就感。

　　当然,面对越来越“难对付”、越来越“挑剔”的患者,医生们要进一步提高职业责任感,提供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,尽可能满足患者的知情权,来习惯这种新变化。确实,今非昔比,患者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患者。从绝对信任,到开始不信任,这是一种国际趋势,国外的医生们同样也会面对这种权威被挑战的共同烦恼。可能唯一不同的是,人家是找律师找法官,我们这里多是找媒体或者上演“医闹”。这足以说明,我们可改善的空间还非常大,通过制度性途径解决矛盾冲突,还有很大潜力可挖。---文章来源c型臂生产厂家，普朗医疗网编！